中央财政在政府办公厅及相关机构事务预算方面连续两年缩减，每年缩减三成。数据显示，去年政府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预算数为20.7亿元，比2011年执行数减少9.36亿元，下降31.1%。财政部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一次性支出减少。今年，这一数据为22.49亿元，比2012年执行数减少10.48亿元，下降31.8%。
在一般公共支出中，还单列了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今年的预算数为95.81亿元，比2012年执行数增加91.94亿元。去年的预算数为123.28亿元，比2011年执行数增加118.41亿元。
不过，备受关注的“三公经费”并不在此次中央财政预算公开之列。根据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经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决算报告属于主动向社会公开的内容，其中涵盖 “三公经费”等信息。
但根据此后财政部的安排，各部门自行公布“三公经费”。各部门大约要在夏季前后才公布当年的三公经费预算数据，之后财政部再汇总公布。在地方上则由各地各部门分别公开。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王雍君认为，目前预算报告编纂的明细仍不够，增加财税透明度首先要从分类系统和会计系统开始，我国在这两个方面仍存在很大漏洞，和国际还很不接轨。
此外，数据显示，我国今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增加约200亿，但国有股减持收入补充社保基金支出的数额没有增加，仍为11.34亿。
（摘编自2013年3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
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收入22426亿元，同比增长7.2%，这一数据低于预算安排的全年8%的增幅水平。
其中，中央财政收入10779亿元，仅同比增长1.6%。形成对比的是，地方财政收入(本级)11647亿元，同比增长12.9%。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对此表示，前两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增幅较低，主要是受经济增长趋缓，实施结构性减税，一般贸易进口增长放缓以及去年年初清缴入库2011年末部分进口税收基数较高等影响。
该负责人称，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过快，主要是房地产市场成交额增加，相关地方税收相应增加。
从主要税收收入情况看，受房地产市场成交量攀升影响，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实现了两位数的较大增幅。1至2月份，营业税收入3349亿元，增长14.1%。主要是房地产市场成交额增加带动房地产营业税相应增加。
减税增支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表现。财政部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提出，考虑到结构性减税的滞后效应，今年财政收入增长不会太快，但财政刚性支出增加，特别是要增加保障改善民生支出。
（摘编自2013年3月12日《深圳特区报》）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对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中提出，2013年财政赤字目标规模为1.2万亿元，这将创历史新高。
对于今年1.2万亿元的财政赤字预算规模，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宜过低，我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营改增等结构性减税举措进一步制约了税收增长，为增加保障改善民生支出、保持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仍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财政扩张力度。
目标规模：1.2万亿元
提交大会审议的预算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6630亿元，增长8%。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1000亿元，可安排的收入总量为127630亿元。全国公共财政支出138246亿元，增长10%，加上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384亿元，支出总量为139630亿元。收支相抵后，我国财政赤字高达12000亿元，增加4000亿元，赤字率为2%左右。
力保民生刚需支出
今年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仍然是“老搭档”——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积极和稳定的内涵从预期数字设定上更加明晰。
2013年我国拟安排财政赤字比去年多出4000亿元，而M2的预期增速目标仅为13%，比去年目标少1个百分点，可见稳增长、调结构的重担更多压在财政一端，结构性减税则是最好的体现方式。
预算报告中明确提到，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抓紧研究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全国试点的方案，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制度。
（摘编自2013年3月6日《每日经济新闻》）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2012年，中央财政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494.68亿元，增长18.9%。
据了解，中央本级支出193.56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301.12亿元。主要支出包括，支持1804家博物馆、纪念馆和4万多家美术馆、图书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支出48.92亿元;积极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建设、广播电视直播卫星“户户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等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支出34.09亿元;支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支出40.29亿元等。
（摘编自2013年3月1日中国经济网）
不论是偏于高税平均主义，还是偏于低税福利主义，都无法形成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都会归于“不归”之歧路、死路。政府应更多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鼓励人人奋斗，在市场中谋求发展而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和实施适当的再分配。
“中国抉择”的战略取向
财政是服务于全局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要处理财政问题，首先要“跳出财政看财政”。在这个意义说，财政部门的领导者，首先必须具备统观全局的高水平战略思维，面对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民生福祉、“中国梦”可否成真的历史性考验，中国应在实现现代化“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路径上，作出何种理性抉择?
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还有政府税收、预算安排所体现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应如何正确设计。
“政府万能”与“福利赶超”皆不可取
大政府、高财政收入占比、过度注重结果均平的一条路，哲理层面属于陷入“政府万能幻觉”的歧路，把政府调控看得总是有理和有效，资源高度集中，进而对微观经济活动施加十分强力、极为迅速的措施。
这里的实质是不相信市场自身的修复能力，而引出的苦果是干预措施往往适得其反，制造波动，压缩市场作用换来的是活力低，从而使就业率、增长率也走低。这个方向上的实证表现，可以从传统体制的“高度集中”弊端窒息活力、放大宏观决策失误的痛苦教训，和转轨中反复表现的种种“政府万能”幻觉的负效应来认知。所以，对这一取向的虚妄性质，仍须作出深刻的反省，哪怕在表象上，这条途径的支持者多么正面地强调其带来的“结果的公平化”，实际上其误置的政府总是强于市场的内在逻辑，必然毁坏发展中的活力基础，无法为人民带来可持续的幸福水平的提升。
“真正让市场起作用”
十八大报告和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的《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所强调的核心问题上来，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与社会、公权机构与公民、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短期与长远等关系，以“真正让市场起作用”为大前提，处理好以财税分配服务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深化改革、优化政策事项。楼继伟在列举了一系列关联财政背景或实为财政问题的热点之后，强调了要把创造机会均等、维护社会正义，放在最为突出的位置，既加快财税自身的改革，又积极支持配合相关改革，着重建立机制、促进包容的基本思路，并上联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会正面处理的改革顶层设计与部署。
（摘编自2013年4月2日《每日经济新闻》）
中国已经是城市国家。各个城市如何安排资金来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对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具有重大意义。把城市财政体制重新纳入正轨，应该列入中央政府未来政策制定和改革设计的优先议题。
规范城市财政体制面临的最突出挑战包括：解决地方政府的高负债率，建立新的地方债务管理框架，使各地的城市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以及将没有当地户口的民众纳入主流的公共服务体系。
为此应该采取如下关键行动：
1.解决地方政府的高负债问题
国家审计署估计，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在2010年底约为10.7万亿元，其中一半是在2008-2010年的财政刺激计划中急剧扩张所占。中央银行对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的估计值更高，达14万亿元。由于现有的房价控制政策导致土地市场萎缩，中国银监会在2011年初步估计，约有2万亿-3万亿元的地方债务已出现偿付困难。其他估计则认为，有高达8万亿-9万亿的地方债务可能最终需要注销。这些债务中有超过一半是在2011-2013年到期，因此在2012年2月，中央要求银行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延期，等待制定解决办法。为结束过去两年的政策僵局，并给地方政府和银行创造新的操作空间，眼下急需对债务进行重组，快速处理坏账。以10.7万亿元的地方债务总额来计算，仅相当于中国目前年GDP的21%(假设今年GDP增长为7.5%)，却是地方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00%左右，因此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制定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地方政府则没有这个实力。
在过渡期，政府还必须防范银行转嫁债务风险，例如把这些贷款打包组合成复杂的金融产品，卖给急于寻求回报的普通消费者。
2.建立地方政府借款的管理框架
财政部在2011年引入了一套监督规范机制，要求地方政府报告债务情况。这套机制极需要通过其他配套办法进行强化，例如，对地方债务进行年度审计，采取行动确保地方政府的预算流程完全透明，强制对外披露关键的财政数据指标，并且与财政部完全共享信息等。此外，还应该要求地方政府定期和频繁地报告直接债务、或然债务(包括地方投资公司的借款)和贷款偿付(包括任何贷款偿付的违约或拖延)的情况，以及借款计划等。
这些改革是一个良机，有助于划清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边界，更清晰地描绘出哪些工作是政府需要做的，哪些可以留给市场来推动。同时，也给公共基础设施梳理出一个完整的融资工具组合机会，包括长期债券、公私合作模式以及地方投资公司等。地方投资公司作为混合性质的公共机构，需要严格的监管和特殊的治理安排。
3.取代“土地财政”
为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城市需要通过扩大地方税基来寻找替代资金。在更有效地利用用户付费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方面，存在改进空间。但需要警惕的是，中国的许多用户付费(特别是教育和医疗)已经过高、过滥，成为人们的负担。与其他国家相比，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金额已非常巨大，但在实现既定目标上却往往极其缺乏效率。改进城市财政状况的最具潜力之处在于改革现有的财政分税体制，改善收入与支出的匹配，并及时反映人口迁移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的一致看法是：扩大税收收入自主权，加上透明和规范的信贷渠道，有利于促使地方政府进行更谨慎的财政管理。在对分税体制进行全面修订之前，中央政府可以考虑给予城市政府更大的税收自主权。同时，现在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必须谨慎操作，以避免进一步削弱城市政府的税基，因为营业税是地方政府最大的税种，超过地、县级城市的本级税收收入的30%。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土地和房地产依然会是城市政府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因为城市化的推进和收入的提高将继续促进住房需求的扩大。然而需要新的制度框架来管理土地和住房市场，以产生更为稳定的可持续的收入流。
4.把没有当地户口的民众纳入主流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
把没有当地户口的民众纳入主流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对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与未来的人力资本投资都至关重要。从全国范围来看，约有1/3的现有城市居民没有当地户籍。例如在上海，此类人群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20%提高到2010年的39%。将2亿多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成本极其巨大，需要中央政府的投入。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分税体制的修订改革来消化这些成本。从短期来看，中央政府或许可以按人头标准提供补贴，以促进城市政府接纳更多的非户籍人口为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从基础教育、大病补助和社会救济开始，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逐渐扩大。
（摘编自2013年第1期《比较》）
十八大以后，我们党进行了新的领导交接，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了新的部署。城镇化是我们这一重要工作之一，大家对城镇化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和热情，城镇化的问题它内容太丰富，从融资到财税的征收，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土地征收和财税制度的问题。
贾康（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从这个命题来说，土地征收是城镇化中间建城区扩大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里面以财税表现的这个资源怎么优化的问题和政府作用的问题。因为财税的主体是政府，我是这么一个理解，当然这个涉及到大家都关心的土地财政怎么认识，这里面必须要解决的一些制度建设是咱们论坛的主题。
韩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城镇化和土地问题联系起来我关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么保耕地，因为现在耕地保护的压力非常大，搞不好大量的耕地被占用。第二个保发展，因为城镇化需要土地，基础设施，工业、居住都需要土地，矛盾也很大。第三个是保权益，因为地是农民的，如果快速城镇化过程当中，土地拥有者的权利法制不健全得不到保护的话，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所以保耕地、保发展、保权益怎么有机统一起来需要制度的变革。
夏鸣(江苏省人大环境资源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当然我应该从土地问题说起，我觉得我没有思考这样的对话，我也没有在意。但是我觉得我们科学的利用好存量土地在制度变革的正确路径下，我们的城镇化一定会成功推进。而且我们江苏已经用四年多的理念创新到实践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我认为是城镇化的一条宝贵的经验，称之为城镇化的创新路径与渐进平台。这是江苏正在推进，而且有很多示范的万顷良田的示范工程。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欢迎大家有机会看看，那边正在探索的城镇化道路。
最后一句话，这些事情必须基于市场机制。比如资源税就是基于市场机制给一个依法可预期的经济参数，让中国至少4000多万市场主体和我们所有的居民在它的影响下大家一起节能降耗，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低碳化生活，否则没有这样的一种真正长效起作用的机制，所有的节能降耗，绿色城市都是空谈，我说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想勾画的自己思考的思路。
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城市是一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在经济学上属于公共品，在个意义上，政府责无旁贷，因为政府就是提供公共品的。这个情况下，城市发展离不开政府，你建政府，最早没有政府，大家聚集在一块，还要选出一个市长来，因为大家有一些公共的事要做，这就是政府的职责。但是就是说你要认识到，你政府不知道很多事情，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你按照过去的行政区划搞城镇化一定是灾难。比如说现在为什么一个县搞了一个白宫了，现在的城镇化是什么，大家都按照行政区划，我只要是我这个县，我是一个县级政府就按照县级的规模建这个建那个，然后攀比，西部的跟东部的攀比，中部的跟东部的攀比，大家都按照我这个，我一个县搞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都在干这件事情。违背规律，违背历史的发展。现在真正要认识到的是什么地政府也好，市场也好，都要认识到基本的经济规律是什么，而这个规律是天天在变化的。
（摘编自2013年3月31日《财经》）
一、财政改革的方向：坚持公共财政的制度成果
从国内的主流观点来看，公共财政仍然是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向，某些特定时期提出的、针对特定的问题的财政模式——如“民生财政”——都没有能替代公共财政的基本地位。鉴于我国公共财政的建设仍然处于仅搭建了基本框架的阶段，因此，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财政改革仍然是在坚持公共财政的基本方向下，在具体问题上所进行的调整与深化。
二、关于财政改革的目标
未来五年，财政改革的目标可概括为12个字：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服务大局。具体而言，深化改革一是要将1994年分税制深入到省以下层次，构建事权与财力匹配的财政体制，三是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税制结构等。强化管理则主要是完善公共预算制度，加强对财政资金的全口径管理。服务大局则主要是服务于我国总体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调整，如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完善收入分配格局，加强民生保障，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三、财政改革的重点
（一）深化省以下分税制改革，构建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1、逐渐地、相对清楚地划清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范围。
2、通过调整税收还比例、转移支付结构、调整税种等促进各级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3、逐渐构建相对完善的地方税体系，重点是扩大资源税改革的范围，适时推出房产税。
4、加强地方债务管理，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
5、加强县级基本财力运行与保障机制。
（二）构建“四位一体的”的公共预算体系
主要是构建包括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在内的全口径预算体系，将所有政府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其中重点又在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
（三）推动结构性减税，优化税制结构，逐渐提高和增加直接税比重
1、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尽快推广到全国范围；
2、改革出口退税，将资源型产品纳入出口退税范围；
3、尽快将资源税改革向纵深推开，一是由新疆扩展到全国，二是由从价计征要从石油扩展到煤、气等重要资源性产品；
4、适时开征环境税，促进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5、适时开征房产税；
6、研究遗产税；
7、调整消费税科目，将新出现的奢侈消费纳入课征范围。
对于广受社会关注的以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主要内容的个税改革，财税学者均认为不可取，更多人赞同的是减少级距、降低税率这样负作用较小的改革方式，但同样可以达到社会公众期待的减税效果。
（三）进一步加强、规范财政管理
研究认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管理应当是从财政资金的取得、使用到绩效、再到审计和问责的全过程。近年来，我国财政管理制度有很多重大突破，如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财政投资评审、公务卡等等，极大地规范了财政资金管理。目前问题较大的环节是财政资金的绩效不理想、问责不到位。改革对策是预算公开与提高财政透明度。
（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从大的方面讲，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有保有压”，“保”主是要保民生、保增长、“压”主要是降低行政支出，严控三公经费。结合党的十八大精神，财政支出结构还将进一步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向主体功能区建设、向节能减排等领域倾斜。
(五）加强财政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增加赤字、增发国债，用于重大投资项目的相关建设。
（摘编自2013年3月18日财经网）
随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深入推进，许多人开始抱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权事权没有很好的划分，但其却也忽略了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也未划分清晰这一关键事实。如东部沿海省份使用中西部地区培养出来便宜的劳动力，除了工人工资和少量中央纵向转移支付以外，中西部地区未曾获得任何回报，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那么，怎样才能让各地区共享改革发展的经济成果呢?答案就是设计一套按税收贡献率进行分成的分税制度，以个人和企业两大主体为主线整合税种，在中央政府、就业地区和输出地区三者之间进行税收分成，使得各地区都能从优良的人力资源和企业资源中分享一定的税收收入，从而促使各级政府更加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提供优质的企业经营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永续发展。
三分税制与原先分税制的区别与优点
原先的分税制改革仅解决了中央与省市之间的财权分配关系，是一种二分税制，它没有解决不同地区间的财权分配关系。笔者认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实现以个人为主体的税收按照个体成长的贡献率在中央政府、人力输出地区和就业地区之间的合理分配。凡是与个人相关的任何税种(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著作权税等)都应该按其对个体成长的贡献程度将其三分，如中央政府拿走的比例是由于国家在为个人提供如国防、社保及高等教育等公共服务(若在非常时期，个人应该为享受和平的国内环境贡献更大的分成比例)，输出地区为个人提供了生养及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就业地区为其提供良好的就业、医疗及治安等公共服务。应该说，这种分成比例的最终厘定是各方权衡博弈的结果。由于这种税制设计并不存在绝对单一的人才输出地区，各地人才都会在地区间实现正常流动，所以谈判博弈归根到底还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
同理，对于以企业为主体的税收，则可以按照企业注册地、交易发生地与中央政府之间进行分成。这样以来，地方政府将会逐渐摈弃粗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而愈加注重人力资源开发，真正践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三分税制的实现路径
不难想象，发达地区对税收三分会有抵触，欠发达地区则是欣奋不已。如若实现这种财税体制改革，首先要冲破体制上的藩篱，即推动国税地税合并，中央政府统一接管征税权，然后按既定比例进行分配。当然，这种博弈的阻力也未必很大，毕竟发达地区的人才总量相对欠发达地区还是占很大优势的，但前者部分人才的出境就业很可能减弱其这方面的优势。其次是技术上的实现。在信息化条件下，现行的财政系统完全可以身份证上的属地信息和企业注册的组织代码信息为标识来分配税收。最后，这种设计本质上是一种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它并非像工业反哺农业、城市赞助农村和发达补偿落后那样需要相当的政治觉悟才能实现，它是按照对个人和企业发展的贡献程度进行科学分配后的应得报酬。
新财税体制框架的构思及意义
构建如上的财政体制框架，首先应推动国税地税两套征收系统合并，然后以个人和企业为主体整理现行所有税种为两大类。一大类是以个人为主体的税种，包括围绕个人从生到死的一切税种，将在个人生命周期范围内发生的所有税收按照上述原则进行三分，这样则有利于真正促动各级政府重视各类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推动科学规划培育人力资源这一稳定税源，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另一大类是企业为主体，包括围绕企业存续期间可能涉及的所有税种，然后按照从注册、交易等环节发生地的不同与中央政府进行三分。其次，国家必须推行统一的财税政策，禁止地方私自出台任何与国家税制相抵触的优惠政策，这样税收才可能在中央政府、注册地和交易发生地三者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这种设计会推动各地更加注重以企业为主体的税源培养，尊重企业的主体地位，成为真正理性的服务型政府。再次是积极推动正税清费工作。纷纭庞杂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只会增大企业生存压力，侵蚀中央政府统一征收的税基。只有将之进行清理或转化为其他税种，才能保证所有税收全部归于国家统一的税收征管部门，国家才可能实现公平公正的区域间收入再分配。此外，这种财税体制也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保转移接续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种以个人和企业为两大主体的财税体制一旦建立，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会更加完善，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会被充分调动起来，一些超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短期行为就会遏止，一些不理性不可持续的盲目冲动就会减弱，举国上下都会真正以人为本和以企业为本，不断激发人才创新的强大活力，不断释放企业创造的无限潜力，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摘编自2013年4月1日中国改革论坛）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财政体制改革一开始就是以分权作为宏观层面的突破口来运作的。在微观层面，中央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深圳特区的局部试验。在宏观层面，中央并未选择取消指令性计划，实施中国社会承受不了的突变式改革，而是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一、财政体制的演变：从“分灶吃饭”到“包干制”再到分税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很快确定了宏观层面的突破口是财政体制改革，改变过去高度集中的体制，实行分权。原来的财政分配体制，近乎于人们所说的“统收统支”，准确表述是“总额分成、一年一定”。改革的方式则是变“分灶吃饭”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定五年不变”。在向地方分权的同时，中央还明确地提出地方权力要继续下放到企业。
然而，当分权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内生的各种问题也显露出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社会上已出现越来越多的对于“分灶吃饭”的负面评价，如实际上分配关系并不稳定，企业并不能真正搞活，并且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等问题。于是，中央开始寻找改革新思路，讨论分税制的可能性。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后，中国确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模式。财政改革也确定了实行分税制的基本思路。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之后，于1994年启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财政体制改革，即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二、财政行政性分权与经济性分权的基本特征
若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体制转变作一简要的总结，那么1994年之前可称为“行政性分权”，而1994年后则可称为“经济性分权”。
行政性分权最基本的特征是依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形成财政收入组织方式和控制方式。企业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服从自己的行政主管。分权之后，隶属不同层级政府的企业之间依然不能真正开展所谓公平竞争。哪怕实行“多种形式的企业承包责任制”，政企之间也不可能是平等的甲乙双方。这种问题即使在承包制框架之下，仍得不到一个真正优化解决的方案。所以，必须打破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旧体制的症结。无论是分权还是集权，只要不改变这种制度安排，便无法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
经济性的分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政府和企业、中央与地方这两个方面，首先是真正形成了与市场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相契合的制度安排。另外，还有一项关系即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管理实体的政权体系与公民、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正越来越清楚。个人所得税改革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客观上进一步唤醒了公民意识和纳税人意识，当然也带来了很多复杂的问题。
因此，接下来的历史性任务，便是怎样把经济性分权进一步贯彻到省以下，真正把分税制从上到下贯通起来，让它形成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效支撑机制。
三、培育地方税体系：实现经济性分权的可行路径
真正把经济性分权贯穿到底，必须进一步培育地方税体系。在建立地方税体系中，我国可考虑的支柱税种有两个：一是资源税，中西部工商业虽不发达，但资源富集，所以通过资源税可使其形成大宗稳定的收入来源，像新疆先行先试以后效果就非常明显。新疆所实行的资源税改革，只涉及原油和天然气两项，但仅是这两项，从静态算账来看，一年就为新疆增加几十亿元收入，以后此类税收还会继续上升。与形成这种大宗稳定的收入来源相配套的资源税改革，意义其实更宽广，可使整个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在可持续发展、节能降耗的问题上形成一个以法律为背景的长期有效的经济杠杆，也就是一种依靠经济内在利益的调整机制，逼着整个产业链上从资源开发开始，所有的主体在经济压力之下千方百计地节能降耗，开发有利于节能降耗的工艺、技术和产品。
四、余论：财政集权与财政分权之争
下一步应重点研究公共预算和财政体制改革，其牵一发而动全身，把整个中国若干个“五年规划”之下怎么走向现代社会的很多东西全串在一起，从基层到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在这个大的概念之下内部串通了。
在讨论集权和分权的问题时，单纯讲集权多一点还是分权多一点好，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关键是要考虑什么性质的分权，以及什么样的事权方案。在集权和分权概念下，关键的还是能不能在“十二五”期间开始由粗到细形成事权明细单，加上其他的配套改革。该收到中央的权力往中央收;该更好、更彻底下放到地方的，落到地方。
（摘编自2013年2期《改革》）
在今天，以“土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已经问题缠身并发展到尽头。如新华社评论所言，房地产支撑着政府财政、经济发展、企业和个人财富增值利益，这样是不牢靠的，政府就应当果断剥离捆绑在其上的利益。
建立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土地财政”是中国特有的城市化道路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各个地方政府在过去十几年，通过土地融资，推动城市化，即“经营城市”。这一过程构成了过去20年发生在中国的所谓中国式的“城市化”。其本质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要而不断地投资，这需要资金，通过“土地财政”以及城市建设，恰好可以实现个人“政绩”。当然，更大的推动力是其中普遍的巨大的官僚寻租机会，因此，每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卖地，兑现政绩与个人利益，而不管后果。甚至即使没有卖出去的土地也拿去作为抵押的杠杆，借贷（债）搞建设。
这也是一个与民争利的过程，所谓“30万亿”的价差背后，就是对农民以及城市拆迁居民的。但是，城市居民也并非都是获益者。今天回头来看，所谓受益者，应该主要是参与房改的体制内的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从业人员，而他们的获益程度也因为权力等级不同而不同。实际上，政府在地产业获得的好处不限于“土地财政”，还有巨额的税收。根据统计，过去十年间，仅针对房地产业征收的五大税种，其总收入从 2003年的900多亿元，暴涨至2012年的1.01万亿元，增幅高达十倍有余。土地与税负成本占房价的60%左右，如果再加上高额的抵押贷款利息，购房者基本上是为政府和银行打工。
对于房价上涨的调控屡屡失效，皆因政府在地产业中有巨大的利益，而体制内从业者因福利分房又不承担房价上涨的压力，反而因房价上涨获得资产升值。因此，各级政府对地产调控是“虚与委蛇”。
可以看出，过去十余年，中国货币贬值、房价等增速都是迅猛的，甚至是疯狂的。疯狂的主要原动力就是土地。政府近乎失控利用土地发展经济，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基于家庭资产的贫富差距、经济结构日益失衡、腐败等等问题，并透支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空间。
面对这30万亿，也有声音提出，为在“分税制”下，地方认为事权与财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拿得少，做得多。因此，地方政府才不得不大搞“土地财政”，为城市化融资。如果不搞“土地财政”，地方政府则没钱做事，也没钱搞民生。
在今天，以“土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已经问题缠身并发展到尽头。如新华社评论所言，房地产支撑着政府财政、经济发展、企业和个人财富增值利益，这样是不牢靠的，政府就应当果断剥离捆绑在其上的利益。
在即将到来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要清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剥离政府在其中的利益，结束土地财政，避免成为已有的中国式城市化的变种、延续。
当然，道理明晰，愿景美好都不等于成为现实就是顺理成章。戒掉已经上瘾的土地财政，未来曲折，几乎是注定的。
（摘编自2013年3月28日《时代周报》）
减税增支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表现。财政部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提出，考虑到结构性减税的滞后效应，今年财政收入增长不会太快，但财政刚性支出增加，导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剧。因此，构建高效的公共预算体系和严格的财政约束机制，走“精细化财政”之路，大幅提高财政运行效率迫在眉睫。
2012年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累计增长12.8%，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长相对较快，全年全国财政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5.1%。而财政收支的压力进一步在今年显现。
今年两会上《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显示，2013年国家拟安排财政赤字1 .2万亿元，比2012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赤字率达2%，较2012年上升0.5个百分点，财政赤字规模急速上升。
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出现锐减。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22426亿元，同比增长7.2%，低于预算安排全年8%的增幅水平。其中，中央财政收入10779亿元，仅同比增长1.6%。前两个月全国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增幅较低，主要是受经济增长趋缓、实施结构性减税、一般贸易进口增长放缓以及去年年初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财政收支压力在地方更是不断加剧。日前，财政部首次汇编了33个省份201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预算草案，结果显示，包括北京、江苏、河南、湖南在内的多数地区均在其预算报告中称今年财政收支将面临压力。地方政府的压力更多来自于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公共支出扩大导致财力捉襟见肘。
财政收入两位数增长时代不再，未来财政收支矛盾将成为常态。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入“中速增长”、结构性减税以及向民生财政转型，政府刚性支出将迅速增加，在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刚性支出不可能减少的情况下，财政支付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因此，财政必须改变“大进大出”模式，建立高效的公共预算体系和财政约束制度，通过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推行严格的财政监督，走精细化财政之路，大幅提高财政运行效率迫在眉睫。
（摘编自2013年4月2日《经济参考报》）
国家建立政府采购制度，是为了规范政府支出、节省财政资金、提高使用效率，但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的商品价格虚高，资金浪费严重。政府“钱袋子”到底漏在了哪里，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话题。
中国社科院所属机构在广东、黑龙江等4省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采购许多办公用品的价格高于市场价1.5倍。统计的1.5万多件政府采购商品因为价格虚高，多支出财政资金2000多万元。这个结果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关于政府采购活动应该符合采购价格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要求。此外，近年来出现的“天价U盘”“天价电脑”等现象表明，一些地方政府采购中的确存在奢侈浪费，政府“钱袋子”确有漏洞。
编制财政预算，既是为了掌握支出情况，平衡收支，也是为了规范财政支出，节约财政资金。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预算就要既详细又尽量符合实际，还要严格执行。而实际上，现行预算制度失之宽松，预算项目比较笼统，执行中“灵活掌握”的空间较大。
此外，制度设计存在缺陷。现行政府采购机制中，少数职能部门独揽审批、招标、公告等权力于一身，“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制约。甚至还有极少数手握政府采购大权的官员与供货商勾结形成利益共同体，“东西次一点，商家赚一点，回扣拿一点”的做法直接造成政府采购价格虚高。
眼下，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普遍行动，各级政府理应自觉成为表率，自觉加强内部监督，看好政府“钱袋子”，用好每一笔财政资金。
（摘编自2013年3月1日《国际金融报》）
在欧美国家被削减赤字困扰之时，我国今年的赤字却史无前例地增加到1.2万亿，创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赤字纪录。
根据预算报告，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去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代地方发债3500亿元。增加赤字后，赤字率在2%左右，总体上处于安全水平。赤字规模今年同比大幅增加50%，对于赤字合理性和安全性的讨论引发关注。
收支矛盾今年凸显
财政收入增长放缓的同时，财政刚性支出在增加，这就需要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现在赤字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说还主要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一些不利的冲击，今后我们希望不太长，可能也是好几年，外部环境能够改善，减少对中国财政赤字增加的压力。”3月24日，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201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应财政赤字问题时表示，压力真实存在，将一方面压缩开支，另外一方面，将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趋势。
金融危机后赤字增加
2008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800亿元，赤字率仅为0.6%。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我国财政赤字达到9500亿，赤字率接近3%。
低赤字率在2009年被打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9年我国财政赤字达到9500亿，赤字率接近3%;2010年赤字规模达到万亿，赤字率为2.5%左右;此后两年财政赤字有所缩减，降至2%以下。
赤字率尚无“近忧”
我国赤字率长期低于3%的“警戒线”，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仍有条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两会期间说，中国财政状况总体是健康的，去年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1.5%左右，今年也只有2%，这在全世界经济体特别是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健康的。尽管大家都认可我国赤字率尚无“近忧”，但却承认未来存在风险。贾康认为，未来十年，中国财政收入有可能会呈下降趋势，要做好过紧日子的打算。
“隐性”的赤字
“隐性赤字主要包括两部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的隐蔽的借债和未来社保基金缺口。”王雍君说。
不少人士持有相同的观点。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表内负债是稳健的，但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表外隐含负债和长期负担加重，前者如部分地方政府负债，后者如社会保障基金。在经济增速下降，政府收入减少的背景下，这些都存在潜在风险。
养老金缺口扩大?
长期来看，最大的财政风险还是养老金缺口。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一份报告中称，据测算，我国以隐性养老金债务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规模约为3.5万亿。巴克莱集团在报告中称，中国人口老龄化将进一步扩大养老金缺口，而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在严重损害财政可持续性。
（摘编自2013年3月28日《新京报》）
涵盖9项保险基金、约2.6万亿元收入规模的全国社保基金预算今年第一次提交全国人大审议，意味着我国全口径预决算体系初步建立。
这份关系到全国人民“养命钱”的“账本”在亮相前就备受关注。专家认为，正式编报的社保基金预算，较为完整地呈现出社保基金的收支情况，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时间也较此前承诺有所提前。
不过，也有专家表示，这仅仅是第一步，未来更关键的是预算编制方法，编报的完整性、真实性、透明性，以及人大代表读懂账本的能力。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此前曾表示，2013年，财政部首次向全国人大报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要以此推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不过，尽管“社保账本”迈出了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第一步，就此次“账本”的涵盖内容来看依旧不够“细”。此外，也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国家账本”编制更多是按功能分类，但缺乏按经济分类，不利于人大代表看懂账本监督政府。
（摘编自2013年3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
北京将推进“三公经费”预算绩效管理，以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部门为试点，加强对“出国考察”等项目资金使用绩效的分析评价，推动市级部门强化经费管理。
前日，北京市88个预算单位公布今年预算总额和“三公经费”，总额达近900亿元，“三公经费”总额约8亿元。
市人大常委会全程跟踪绩效管理
财政资金配置“重要钱轻管理、重权力轻责任、重花钱轻绩效”的顽疾由来已久。而预算绩效监督就是对政府预算编制、执行、调整乃至决算等活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的监督。对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曾做通俗的解释：“说白了，就是要防止某些部门一定程度存在的‘要钱容易、花钱随意’的现象。”
据了解，北京启动预算绩效监督工作始于2009年，市人大财经委的要求“加强财政资金绩效考评”，明确为“建立绩效管理和预算管理相结合的机制”，并建议市政府要高度重视绩效审计工作，将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纳入政府督察考核体系。随后，北京对市卫生局等3家单位进行全程的预算绩效管理试点，今年实行预算绩效管理的试点单位将从此前的3家扩至12家，由市人大常委会跟踪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程的绩效管理。
加强评价“出国考察”资金
同时，针对“三公经费”关注度高，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浪费或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市财政局提出，北京还将推动“三公经费”的预算绩效管理。在具体操作中，以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部门为试点，加强对“出国考察”等项目资金使用绩效的分析评价，调整其内部结构。
据了解，随着经济发展，北京同国际城市的文化交流、体育赛事、重大活动等越来越多，在当前的“三公经费”口径下，比如体育局组织运动员出国参加体育赛事，所有花销都要算作“出国考察”。在当前国家要求压缩“三公经费”的前提下，这方面费用增加，未来的一般公务考察费用将减少。
厉行勤俭拟出台落实措施
市财政局表示，近年来，北京按照中央关于加强节约型政府建设的要求，贯彻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的精神，切实压缩一般性支出，加强了“三公经费”管理，在预算管理上实行年度“零增长”。近日，北京拟出台厉行勤俭节约加强预算管理的落实措施，进一步严控“三公经费”等相关费用，强化预算管理要求，制定压缩相关费用的措施。此外，还将梳理完善现行制度。
（摘编自2013年3月22日中国新闻网）
2011年，山东省筹集了是205亿，2012年筹集了254亿，2013年筹集了316亿，在2013年筹集的316亿资金当中，就安排了148个亿来支持农业的生产。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不仅使山东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启动的蔬菜、渔业、畜牧等十大农业产业振兴计划，则全面加速全省向现代农业迈进。美东公司是齐河县一家集蔬菜种植、加工和出口的农业企业，种植着800多个蔬菜大棚，春耕备播之际，育苗和购买化肥的钱没有筹到，美东就向政府求援，很快县财政的1000万元过桥资金打到了企业的账户上。用齐河美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战东的话说，这是一笔雪中送炭的资金。
目前，山东已建立起自上而下的财政支农体系。今年，仅山东省级财政计划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就接近150亿元，比去年增加18亿多元，这其中除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外，还专门拿出30多亿元，围绕农业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实施，培植高端高质高效农业。
山东省财政厅农业处调研员王昱东说，根据不同的资金，我们采取不同的支持方式，对一些公益性项目，主要采取直接投入或直接补助直接补贴的办法，对一些生产经营性项目，则主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地吸引社会投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来放大财政资金的效应。
（摘编自2013年4月5日《山东新闻联播》）
按照省纪委统一部署，省财政厅将从今年起，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在充分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运行机制顺畅、配套措施完备、制度执行有力的财政廉政风险防控制度体系。
据介绍，省财政厅自2009年就组织开展了“权力搜索”工作，这是借用网络搜索的提法，对各单位和各岗位拥有的权力进行全面梳理，查找关键部位和薄弱环节，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规范财政干部的理财行为和行政行为。
“权力运行流程图”是在前期“权力搜索”工作基础上推出的，将分为三个层面。在厅一级，将全面清理和明确职权，优化运行流程，在此基础上编制“财政职权目录”和“财政权力运行流程图”。在处室（单位）一级，将对其人、财、物等管理职权进行清理、规范，绘制“权力运行内部职权流程图”。在岗位一级，将对每个岗位职责进行清理、规范，绘制“权力运行内部岗位流程图”。“职权目录”将逐项列出名称、内容、行使主体、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等，“流程图”则会明确办理主体、条件、程序、期限和监督方式等。
权力运行流程图将把我省财政部门的各级各类行政权力一一公开，在图上明确标注各项职权该如何一步步履行，载明行使权力的条件、承办岗位等。
“如今，全社会对财政部门的关注度、对财政干部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我们的一言一行始终处于‘聚光灯’和‘放大镜’之下，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容不得半点松懈和忽视。”省财政厅厅长刘平治这样道出了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的初衷。他认为，此举将有利于把风险管理的理念融入财政领导班子和干部职工的日常工作中，及时发现和纠正在政策执行、决策制定、工作推进中的失误和偏差；有利于理清和明晰各部门和各岗位的权责界限，充分调动干部群众推动财政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工作热情。
（摘编自2013年4月5日《海南日报》）
我市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试点企业在过渡扶持期限内，税负增加累计超过3万元可申请。
试点企业申请财政扶持资金需报送的材料，包括：《关于申请财政扶持资金的报告》；《试点企业财政扶持资金申请/审核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企业税负变动情况表》；逐月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包括附表)复印件；同期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税收缴款凭证(税收通用缴款书等完税凭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机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其他需报送的资料。
（摘编自2013年4月3日《福州晚报》）
今年1月8日，《浙江27镇有望升级小城市》 一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地还计划撤镇设市，由此还诞生了“镇级市”的新概念。1月10日，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就这一新闻作出批示，要求学习借鉴浙江的先进做法。
《意见》要求，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进一步理顺区（市）与小城市试点镇的财力分配关系，实现财力分配向小城市试点镇倾斜。区（市）与小城市试点镇的财政分配以2012年为基数，自2013年起四年内新增镇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区（市）留成部分全额留镇。小城市试点镇土地出让净收益市、区（市）留成部分，在小城市试点镇征收的城镇基础设施配套费，全额返还于小城市试点镇。“要是捆得死死的，什么都交上去了，办个事情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的，还怎么建小城市？因此，必须要放权，要有自我积累。”曾林说。
除了自身财力增长，青岛市还拨出了财政专项资金。从2013年到2016年，市财政整合各类财政专项资金，确保每年财政投入不少于3亿元，支持小城市试点镇建设。市财政每年单列5000万元用于小城市试点镇的考核奖励。各相关区（市）按照1∶1的比例配套资金。
在土地使用方面，每年为每个小城市试点镇安排500亩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切块下达到小城市试点镇。重大产业发展项目用地指标不足部分，由青岛市统筹解决。
为了加快聚集小城市人口，推进农民市民化，我市创新户籍管理制度，制定出台低门槛落户、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农民进城激励政策，引导农民自愿到小城市试点镇落户。大力推进小城市试点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启动镇域村庄整体向驻地搬迁试点，促进农村人口向小城市集中。
（摘编自2013年4月10日《山东商报》）
发展公共交通缺钱怎么办？地方政府须从财政预算中拨出不少于1%的专项资金用于发展公共交通，并从卖地收入中提成一定比例补贴公共交通。昨日，省交通运输厅就最新修改形成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致函各地市政府及省财政厅等多个省级部门，再次征求意见。记者获悉，《意见》提出将允许建立票价联动机制以对公交票价进行及时调整，并要求省内各地在年底前落实免征新增公交车购置税和减免公交车车船税。
在低票价基础上建立公交票价联动机制
《意见》表示，将建立科学票价体系，要求各地市在坚持低票价基础上，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发展、企业合理成本、财政补贴补偿、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合理制定城市公共交通票价，并建立公共交通票价与相关影响因素间的联动机制，及时调整票价。同时建立和完善不同服务层次的公共交通差别化定价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导向和杠杆作用，合理引导出行。
对减免票、政策性亏损等给予全额补偿
《意见》介绍，省政府拟对公交企业因执行低票价、刷卡打折及老年人、残疾人等减免票和完成政府指令性任务等形成的政策性亏损给予全额补偿；并对因企业技术改造、节能环保、经营冷僻线路等增加的投入给予适当补贴。其中补贴补偿资金至少每季度发放一次，并要求各地市政府和各级部门不得拖欠或挪用。
（摘编自2013年4月10日《南方都市报》）
近日，省财政厅印发《青海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安排事前公示暂行办法》，要求省直属各预算部门重点选择社会关注度高的财政资金在安排前向社会公示，以便充分吸纳社会各界的合理化建议，提高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办法》要求公示内容必须真实全面，通俗易懂，便于群众知情和监督。《办法》对财政专项资金事前公示内容、公示方式、公示程序及反馈意见受理等程序作了明确规定。公示内容主要包括资金的用途、概算、绩效目标、资金安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示的受理机构和联系方式等。资金公示主体是省财政厅，重大专项资金由省财政和省级相关部门联合公示。公示期间，省财政厅和省级有关部门共同负责收集整理社会各界反馈意见，并及时将整改情况通知给有关部门和个人。
（摘编自2013年4月9日《青海日报》）
4月8日，常州市财政局正式下拨1.5亿元至社保经办机构，用于增发该市一季度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全年增发养老金达6亿元。
调整后，该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普加10%，人均月养老金达2083元，人均月增资234元。此外，年满70周岁、75周岁、80周岁的每人每月分别增发30元、40元、50元，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工人每人每月增发500元。
（摘编自2013年4月9日《新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