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因早年曾筑室隐居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山人，浙江绍兴府余姚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通儒家、道家、佛家。王守仁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四句教”、“万物一体”等哲学思想，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阳明心学时代。其心学思想指引下的“致良知”使廉政思想获得了坚实的哲学本体论支撑以内省为主导而又不离实践的道德修养工夫——“正心”、“诚意”、“修身”、“亲民”、“知行合一”，对当政者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勤政爱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阳明的廉政思想中既包含道德主体的形上学基础，也具有修齐治平实践理性之精神。王阳明继承了儒家以仁爱为本的政治治理传统，从他的“亲民”思想中充分体现出来，可以说“亲民”是其廉政思想的出发点。王阳明认为“亲民”就要“如保赤子”，像父母爱护婴儿那样爱护人民，使民安富足。安民的前提是“修己”，“修己”便是“明德”，做百姓的父母官必须按圣贤的要求修正自己的道德，处处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自然就会奉行廉政勤政的为官之道。在治理南赣期间，王阳明告诫官员：“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为官主政者都能诚心实意，怀有为民之心，“亲民”才不是一句空话。嘉靖七年王阳明总督两广时，表扬揭阳县立诚尽责的官员：“据揭阳县主簿季本呈为乡约事，足见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不卑小官，克勤细务，使为有司者，皆能以是实心修举，下民焉有不被其泽风俗焉有不归于厚者乎！”阳明深知廉政就是对“亲民”的作为，“亲民”既要有诚心正念，仁爱百姓，“亲民”又关乎实学，须克勤细务，以实心修举。以“亲民”之道治理社会，必以仁爱、立诚、明德、勤勉为要。

“致良知”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核心。王阳明始终将“明明德”（修己）与“亲民”（安百姓）视为一体，“明明德”是廉政得以实现的保证。如何能做到“明明德”，阳明开出了”致良知”的药方。与朱子将伦理道德视为外在“天理”的制约不同，王阳明认为伦理道德是个人内在心灵、良知的呈现，“良知即天理”。王阳明时时提醒行走于仕途的学生，要他们以“良知”抵御官场污染，他称“仕途如烂泥坑，勿入其中，鲜易复出。”给学生陆原静写信：“人在仕途，如马行淖田中，纵复驰逸，足起足陷，其在驽下，坐见沦没耳。” “他告诫他们对官场保持警惕，勿忘”致良知在给学生黄宗贤的信中写道：“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工夫之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其平日之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驰然日就于颓靡者。近与诚甫言，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彼此约定，便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王阳明深知官场的腐败，立志坚定也难免被腐败之风“潜移默夺”，要在官场中保持廉洁，事上磨练的工夫更其重要。他苦口婆心地嘱咐弟子，若发现稍有不慎的苗头，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提醒规劝。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原则。“知行合一”学说是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在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对生命价值经过实证体悟后提出的。王阳明将知与行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王阳明深为当时一些读书人知行脱节，表里不一而忧虑，对问学者，他常以“知行合一”的思想开导他们：“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 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王阳明本身就是“知行合一”廉政思想的履践者，他在治理社会的实践中，一方面注重道德教化，培养官员的德性之知、诚心正念，使其施行仁政，勤政爱民；对民众施以良知教化，端正人心，纯化家庭伦理与乡里民风。另一方面又注重以实学治世，平乱安民，淑世济民，惩治贪腐，严格监管，稳定社会秩序。他本人恪守良知，以孔孟“修己以安百姓”之德治思想为座右铭，屡建事功，真正做到了内圣外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