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轸（生卒年不详），字子宿，号青湖，明山阴（今绍兴）人。自小即有节操志向。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选庶吉士，历任泗州知府、户科给事中、江西学政等职。他为官期间关注国计民生，多次上疏均能切中时弊。晚年长期在家乡居住，为人耿介正直，尽管生活清贫，但凡乡邻有难，必倡议周之，尽心帮助，从不谋取私利。去世后，乡人为表示对他的感激与尊敬，私谥清献先生。

汪应轸秉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信念，总是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想尽办法帮助百姓摆脱贫困生活。泗州（今江苏泗县）历来是贫困之地，土地贫瘠，民风懒惰散漫，不事生产，大多数百姓都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汪应轸出任泗州知府后，下决心要在任内改变泗州面貌。他十分重视农桑，多次召集百姓，教他们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并派人到浙江购买桑苗数万株，募集了一批有经验的江南女工，悉心教导泗州百姓养蚕、缫丝、织布，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不仅改变了泗州懒惰怠慢的民风，而且使泗州百姓逐步脱离了贫困。

汪应轸十分体恤百姓，常能想百姓所想、急百姓所急。明朝几位皇帝都喜享乐，爱好游山玩水，但皇帝的每一次出巡，常常会使地方上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百姓负担，汪应轸对此十分忧心。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下诏南巡。汪应轸知晓此事后，上疏武宗道：“自下诏以来，臣民旁皇，莫有固志。临清以南，率弃业罢市，逃窜山谷。苟不即收成命，恐变生不测”，劝武宗放弃出巡，但武宗不听。汪应轸就联合翰林院修撰舒芬等几名官员联名上书，并在宫廷外长跪不起，希望武宗改变心意。不料此举激怒了武宗，下令对他们处以廷杖之刑，汪应轸为此几乎毙命。

嘉庆《山阴县志》载汪应轸传

在汪应轸任泗州知府后，又碰到武宗出游。附近州府闻此消息都惊慌失措，到处敲诈搜刮百姓财物，以作迎驾费用，因而当时百姓只要一见官吏到来，就纷纷堵住家门，四处逃散躲避。唯独汪应轸镇静如常，丝毫不为所动。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胸有成竹地解释道：皇上御驾何时到来还没有确定，我等现在就慌忙筹办，四处派出募款之人，官吏差役们容易以此敲诈百姓，倘若现在把款项都筹备齐了，而皇上又不来，到那时又该如何处理呢？大家深以为是。当时别的州府用上千人手执火把在夜间等候迎接武宗，足足有一个月，不少人因此冻死、饿死。为了避免类似悲剧发生，当武宗出巡队伍行进到泗州时，汪应轸便命人将火把绑在沿途树上，然后分配每人照看十个火把，以减轻百姓负担。与此同时，随武宗巡视的宫廷官员络绎不绝，一路上他们任意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御驾所到之处没一个地方不被骚扰的。汪应轸自忖这些人个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其实是色厉内荏，根本不堪一击，完全可以威吓他们一下。于是，他挑选了百余名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安排他们列队站在船侧，大声呼喊，宫廷使者们听到喊声十分错愕，趁他们还没回过神来，汪应轸立即指挥随从人员急速拉船前行，顷刻之间已过百里，船队很快就驶出了泗州地界。

武宗到南都后，又传下圣旨，命令泗州进献几十名年轻貌美又擅长歌舞吹奏的女子。汪应轸上奏说：“州子女荒陋，无以应敕旨。臣向募有桑妇，请纳之宫中，传授蚕事。”武宗见了如此奏书，也只好作罢。

汪应轸为官清廉，从不私拿百姓分毫，百姓知其为人，交相称颂。当得知汪应轸要调离泗州时，百姓们对他依依不舍，自发前来送行，人人泪如雨下。临行之日，汪应轸家人见家徒四壁，唯恐船行水路压不住风浪，就在龟山上抬了一块石砧压船。但即便是一块石砧，汪应轸也不允许家人私取，大喊：“无污我！”命人将石砧投入淮水中，而后才行。到达京都后，汪应轸仍然不忘泗州百姓，上书恳乞免去泗州运粮养马等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