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1578~1645），初名宪章，字启东（一作起东），号念台，明山阴（今绍兴）人。因讲学绍兴府城内蕺山书院，创立蕺山学派，后世尊称其为“蕺山先生”。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因母病辞归。他27岁时任行人司行人（掌捧节奉使及颁诏册封、抚谕征聘之职），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历任礼部主事、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南京（留都）左都御史等职，一生从政三落三起，虽出仕几十载，但真正做官只有4年多时间，故史载其“通籍四十五年，在仕仅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为官正直守节，忠信双全，官在顺途，不攀附权贵；革职在野，不奉谀失节；进则建言，退则讲学。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介绍《刘蕺山集》时所说：宗周“......在有明末叶，可称皎皎完人。非依草附木之流所可同日语矣”。

刘宗周的刚正不阿、上疏直谏在明末是有名的。他经历了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目睹明末社会动荡，矛盾重重，各级官吏贪污腐化，政事无人处理，吏治败坏到极点，因此他力陈时弊，力图挽救时局，先后上疏30余道，阐述治国治政之策，力疏皇帝仁育万民、重教化、厚民生、轻赋敛、省刑罚，因此屡次得罪皇帝和当权宦官、宰辅，也由此经历三次革职，甚至有入狱被杀的可能。如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姜日广、熊开元因言语而得罪朝廷下狱时，崇祯帝曾说谁为二人疏言，与其同罪。但刘宗周并不畏惧，照样上奏，为此得罪崇祯，对其产生杀之而快的想法，但还是因佩服刘宗周“正直敢言”、“清望出众”、“贞标硕望”、“有裨激扬”之风范，最终将刘宗周削职为民。刘宗周为官严于操守，厉于修身，以“慎独”为宗，把它作为“存养之要”和“省察之功”，任官几十载，家无蓄积，在京为官时，因无银租赁房屋，泰然寓居部院朝房。当时官员外出皆坐轿子，独他骑一瘦马；按当时惯例，升堂视事皆备午餐，独他置饼糕于袖中，或不食而返。在顺天府尹任上，由于“兵事”使“京畿米价腾贵”，他“罢九门税，修贾区以处贫民，严行保甲之法”，于是使京畿“人心稍安”。在清军南下后，南明王朝曾请他出山，任其为左都御史时，他在南京月，日给不过四分。每日买青菜豆腐一二十文，人谑曰“刘豆腐”；出入都门，凡行李一肩，又戏称其“刘一担”；而在家则“强半教授，敝帷穿榻，瓦灶破缶，不改儒生之旧”。会稽县令赵士谔见之，叹息道：“今日得睹管幼安（即管宁）”，真正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实为后世为官之楷模。

刘宗周对黎民百姓、亲朋好友都不避嫌怨，颇为关注。时绍兴知府杜其初鱼肉百姓，刘宗周则写信切责，使之不敢过门。又有山阴县令私加南粮他告之以府，使之丢官。其时，绍兴的诸暨、嵊县遭灾，刘宗周或告官放赈，或集资救济。他还在府城昌安门外设社仓，“以储米为仓本，即遭大歉，分别饥户等第，或粥赈，或平粜；小歉，则以十九平粜、十一施赈”，为此颇得百姓信任。遭遇不平之事，或邻里，或乡邑，或通郡，常请他“质平”。

位于蕺山书院中的刘宗周纪念馆

南明弘光元年（1645），刘宗周闻清兵占领南京，不久杭州失守，痛不欲生，遂绝食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