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文（753 ~ 806），唐越州山阴人。德宗贞元三年（787），以善棋待诏翰林后被太子李诵引为侍读（老师）。官翰林学士兼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迁户部侍郎，后贬为渝州司户，是唐“永贞革新”集团的领袖和主帅。他为官机智明道，体恤民情，力主革弊，还政于民。柳宗元称其“坚明直亮，有文武只用”。

唐德宗李适在位26年，虽经历了“安史之乱”，但未吸取教训，晚年朝政更是昏谬，以致造成：朝野宦官专权军政；猜忌忠良，姑息奸小；贪财纳奉，挥霍无度；欺行霸市，巧取豪夺。王叔文在东宫侍读太子李诵18年，对朝廷虐政耳闻目睹，深忧痛绝，希望能有一番政治革新，清除这种祸国殃民的虐政。他寄希望于太子即位后，能“复兴尧舜孔子之道，为民谋取安定”，于是趁侍读之便，真诚地影响和维护太子，并在太子认同下努力延揽志士。

太子李诵，德宗长子，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册立为皇太子。李诵在东宫25年中，屡历风险。贞元三年（787）八月，德宗一怒之下，执意废李诵，意欲改立养子李谊为太子，后经宰相李泌咽泣死谏，方罢。李诵虽居禁宫中20年，但关注时政，心系民生，厌恶虐政，一心想有朝一日重振朝纲。

王叔文与太子虽身份差异，但思想志趣投合。太子敬重王叔文的学识和人品，喜听他传来朝廷内外的许多信息，因此两人声息相通，议事论政合拍。王叔文既积极影响太子，又不想让他锋芒毕露。太子信重叔文，“宫中事咸与参订”，“倚之裁决”，从而为王叔文团结志士创造了条件。时受德宗器重的右拾遗、翰林学士韦执谊，经太子撮合与王叔文成为知交；又有王还，杭州人，与王叔文同为侍读翰林，两人极为友善；继之，王叔文又先后与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凌淮、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李谅、李位、程异等结交，由此形成以王叔文为领袖的革新集团。这批朝廷命官，年轻有志，大都擢第进士，有的已步入中枢。他们常以伊尹、管仲、周公、诸葛亮等先贤的人品功业互相砥砺唱和，决心辅佐太子革新政治，重振朝纲。太子宽仁而有决断，又礼重师傅，而王叔文是一位忠诚有为的政治家，两人对未来革新大计深为契合。

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一月二十三日，李诵即位，封号顺宗。王叔文协助顺宗构建了以革新志士为骨干的中枢运作机制，推韦执谊为宰相，王还为翰林学士行宰相事，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韩晔、陈谏、凌准为判案，李谅为巡官，程异为扬子院留后，共佐朝政；顺宗诏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行宰相事，坐翰林院主裁（称内相）。因王叔文位处中枢决策和执政，所以当时的革新施政主张均出其手。

《钦定唐书》载王叔文传

中枢建立后，外部革新迅速推开，大致实施了十余项革新。主要有：贬斥京兆尹李实；蠲免百姓课利、税赋旧欠，新税制除正额外禁征杂税；废除向皇室的各种进奉；取消宫市使、五坊小儿；将300多名宫女、600名教坊女乐放归民间；大赦天下，使许多受冤者获得重生；追调受屈被贬10年的宰相陆贽及大臣韩皋、阳城、郑庆余等人回京任职；敬老；掌握财权；谋夺宦官兵权；抑藩。

然而，“永贞革新”的种种善政，直接损害了以宦官、藩镇和旧臣为代表的恶政势力利益，他们沆瀣一气，图谋报复。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和剑南西川（今成都）节度使韦皋、荆南（今湖北江陵）节度使裴钧、河东（今太原南）节度使严绶串通起来反对革新集团：先于当年三月迫使顺宗立长子李纯为太子；七月以李诵久病（中风）为由，坚请太子监国；八月逼顺宗让位给李纯（史称“永贞内禅”），次年顺宗被害死；而对王叔文，无时不进行诽谤和迫害。六月二十日，王叔文因母故，丁忧离职，革新告终。宪宗即位后，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次年赐死，贬王还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后死于贬所，贬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韦执谊、陈谏、凌准、程异为边远州司马，永不追调，史称“二王八司马”。

“永贞革新”虽只历时146天，而且以失败告终，但其抑制宦官专横、改革德宗时期诸虐政的施政方针具有进步意义。王叔文的革新精神一直为后人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