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琥（生卒年不详），字廷节，明江西浮梁（今景德镇）人。代宗景泰元年（1450）举人，累官南京监察御史。宪宗成化九年（1473），出知绍兴府。戴琥守越10年，持身严而吏治峻，且多有惠政。凡遇疾疫流行，必遣医分赴各地为百姓治疗；通过悉心研究浙东地形，组织百姓修筑海堤数十万丈，捍海得田4万余亩，民称“戴公堤”；筑横塘坝，使斥卤地多可耕种；修筑内河堤坝，使西小江流域300年来的水患基本得到控制；并将多年调查和实践积累的调控水位的原则和方法刻成《山会水则》碑，使平原水位得到了科学统一的有效管理。

南宋初年，因围垦鉴湖，使得绍兴河网初步形成，但平原各地河湖的深浅及耕地高低不同，农田灌溉、水产养殖、航运对水位都有不同要求，因未能统一管理，出现众多矛盾和纠纷。再者原先北注钱塘江之浦阳江，常借道山会平原河道，经钱清东流入海，扰乱整个鉴湖水系，致使沿江一带涝旱频仍，居民寥落。

根据当时鉴湖堤坝日益湮废，水位控制失去统一管理水利形势，身为绍兴知府的戴琥最担心的就是西小江：“西小江自鉴湖废，海塘成，故道堙水如盂注，唯一玉山陡门莫能尽泄，而山会萧始受其害”。所以，在他守越10年当中，用功最勤的就是西小江。戴琥治理西小江的方法是“上断下泄”。所谓“上断”，就是“凿通碛堰之山，引概浦江而北，使自渔浦入大江。由是概浦江与大江会而为一。乃大筑临浦之麻溪坝，使概浦江之水不得由小江而下，以为山会西北、萧山东南之害... ...”。戴琥采取在麻溪峡口作土坝，横亘南北，切断了诸暨江的改道口，同时又凿通碛堰以导诸暨江，并立下“堰决不可成，小江决难复通”的禁令；并在茅山之西建新河闸，外拒江湖，内泄麻溪，驱使诸暨江水改由碛堰而出，流入钱塘江。而“下泄”，则是戴琥利用绍兴府库公款，在水患所及之地募集民工，从成化十一年（1475）八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历时一年半，终于在西小江南北建成扁佗、夹蓬、拓林、新灶4座闸，以泄山会两邑之水；又于萧山邑境建造龛山斗门一所，以杀西来之水。他先后建闸7座，共计13洞，基本上达到“小江虽淤积，堰虽废，而诸水悉有所往，终不能为民之害也”。戴琥直到离职前，仍将治理西小江的末尽事宜刻之于石，“须于有石山脚，如山阴顾埭、白洋，会稽枯枝、新坝等处增数闸”，以留后人完成。此后泾楼闸（扁佗南闸）等闸的建造就是按照其临别留言而施行的。

戴琥塑像

鉴湖自真宗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始，历经一二百年围垦，终至湮废，原先蓄积之水，散移北部平原河湖，旧置鉴湖中水则失去作用，且四乡囿于一隅之利，堰闸启闭都各自为政。为统管理这些水闸，戴琥勘查和研究了这个地区的水利形势，总结前人经验，创制了以四季农事为本，兼顾航行交通之水位调控原则和方法，于成化十二年（1476）创建了一套科学完整的涵闸启闭制度冥冥“山会水则”，并在绍兴府城佑圣观前的府河内设立水则（水位尺），分上、中、下三段，每一段都有尺寸刻度，与石碑上所刻涵闸管理原则一一对应，且根据不同季节、不同高层的农田耕作要求，对水稻、蔬菜、小麦等农作物的栽种、收获用水情况作出详细规定：“种高田，水宜至中则；种中高田，水宜至中则下五寸；种低田，水宜至下则，稍上五寸也无伤，低田秧已旺。及常时，及菜、麦未收时，宜在中则下五寸，决不可令过中则也。收稻时，宜在下则上五寸，再下恐妨舟楫矣。”同时，指出必须照顾到内河航运需要，合理地调节山会平原河湖水位：“水在中则上，各闸俱用开；至中则下五寸，只开玉山斗门、扁佗龛山闸；至下则上五寸，各闸俱用闭。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十月，不用土筑，余月及久旱，用土筑。其水旱非常时月又当临时按视以为开关，不在此例也。”这种在府城之内就可以管理数十里以外的涵闸，并使河网水位得到统一管理的做法，可谓是绍兴水利史上一个创举。

1972年10月，曾在绍兴市第一人民医院基建工地出土了一块由戴琥主持绘制的《绍兴府境全图》石碑（现存于大禹陵碑廊），上图下文，其下有戴琥于成化十八年五月亲撰的《绍兴府境全图记》，对绍兴的水利作了全面总结分析。成化十八年正是戴琥离任前，他以绍兴地区的水文特点，结合治水经验，将山川水系、城池、堰闸详细地图并刻碑而成的《绍兴府境全图记》，还寄语后任“后之君子庶几视如家事，随时葺理，不避嫌、不恤谤、不令大败，以佐吾民”，可谓尽职尽责。

戴琥主持镌刻的《山会水则》碑

戴琥在绍兴任职10年，组织百姓兴修水利，围海造田，堪称马臻以后的又一位水利功臣。除在水利建设。上卓有成就外，他为官廉正严明，深恤民情，修学宫、禹庙，奖掖学人，在绍兴留下一段佳话。